从北京再往北便看到冰封的大地，下过了大雪，平原上的冰雪一望无际，在冬日的阳光下冷得彻骨，白得耀眼，把火车车厢里辉映得敞亮敞亮的。柱子不觉得冷，只觉得新奇，他脑中一直想着王芃泽在信中描述的东北的模样，他不能不把这片白色的平原和王芃泽联系在一起，心想这是个与南京完全不同的地方，与山沟里的湾子村也不一样，两个人在这样的天寒地冻中，该是互相依偎着才能生活吧。
柱子在心里默数着时间，终于一分一秒地结束了旅程。火车慢慢停下时他激动得可以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这不是终点站，只有他一个人下车。出了小站后，放眼望去又是空旷的雪野，近处只有孤零零的几座房屋，但是在小站的出口，显眼地停着一辆吉普车，面向车站的车窗上贴了一张纸，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三个大字：王玉柱。
这显然是王芃泽开了吉普车来接他，柱子踩着咯吱咯吱作响的积雪，兴奋地绕到吉普车的另一边，看到吉普车里有一个人，穿着厚厚的军用棉大衣，戴着厚厚的军用棉帽子，围了围巾戴了口罩，歪在座位上睡得正酣。柱子一眼就认出这是王芃泽，顿时笑得几乎合不拢嘴，欣赏了一会儿王芃泽的睡姿，才伸手敲了敲玻璃。王芃泽醒了过来，柱子喊道：“叔。”王芃泽的眼中立刻有了笑意，把手从棉手套里抽出来，然后把口罩拉到下巴上露出嘴，凑到车门边笑着喊道：“柱子。”呼出的热气化为一片白雾，短暂地迷蒙了窗玻璃，王芃泽用手套擦掉了，继续对柱子笑。
这次见面后两人话少了，柱子总觉得有些拘谨，他知道原因很多，但宁肯把主要原因归结到天气上，这么冷，谁愿意多说话呀。他能感觉到王芃泽的不自然，只是王芃泽在尽力做到不表现出来。
王芃泽下车把柱子的行李放到后边的座位上，又坐回来，让柱子坐在副座上。两人都穿得厚，感觉像是把座位塞得满满的。王芃泽拿出准备好的口罩给柱子戴，然后开车去附近的县城，天太冷了，吉普车不好发动，嗡嗡嗡地响了好长时间。
在一家旅馆的门前停了下来，王芃泽对柱子说：“下来吧，今晚我们住这里。”柱子觉得奇怪，问：“我们不回营地么？”“现在都下午四点了，怎么回去？”王芃泽笑道，“你不知道路有多远，跟你说不要来你偏不听。”柱子下车时棉大衣挂住了车门，王芃泽拉住他，帮他把衣角从车门上取下来，顺手帮他打掉背上沾染的灰尘。
这家旅馆也是一个房间一个大火炕，能睡十几个人，王芃泽说不要紧，这小地方住宿的人不多，能住够五个人就算不错了。两人在炕上坐了一会儿，大眼瞪小眼地没有话说，王芃泽就说去买年货吧，现在买了，明天上午可以早点儿回去。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在破旧的街上，买了火柴鞭炮年画花生猪肉香菇之类的东西，装了一大包，柱子拿过来扛在肩上。回到旅馆里吃晚饭时仍是找不到可说的话题，三言两语说完了，就变得沉默，柱子这才明白：两个亲密的人之所以话多，是因为可以从废话中找乐趣，而冷静下来去找有意义的话题时，是不容易找到的。
王芃泽突然放下筷子，把手伸进领子里去摸，不安地摸索了一会儿，对柱子说：“柱子，你过来帮我看看，怎么我突然觉得痒呢，像被什么咬了一口。”柱子急忙走到王芃泽的身后，让他把衣服扣子解开几颗，翻开他的领子仔细看，最后发现了一个虱子，已经在王芃泽的肩上咬起了一个包。柱子说：“呀，你身上有虱子。”说着把虱子掐死了，让王芃泽赶紧扣上扣子别着凉。
王芃泽一边系扣子一边疑惑地自言自语：“我身上怎么会有虱子呢？”然后瞪着柱子，不客气地问：“是你从哪里带来的吧？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要讲卫生。”柱子说：“我已经很讲卫生了。”突然想起在北京住宿的那一晚，就仔仔细细地跟王芃泽讲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