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为这个战乱的年代，今日不知明日之事，百姓们的信仰崩塌。而佛法中的“般若性空”，以及往生的说法，给了百姓们极大的安慰。
不仅仅是百姓，甚至当时避世到凉州河西走廊的当世大儒们，也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和佛法因此也得以在凉州得以深入和快速的传播。
此时，在祁连山.张掖郡境内的大山之中，有一著名的当世大儒名叫郭瑀。
郭瑀，字元瑜，现年五十七岁，此人并非一般之凡人。他传学所在之地，名曰林松山，因此凉州世人称其为“临松先生”。他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义，善属文。
郭瑀本是敦煌人士，二十年前，还是鲜衣怒马少年郎的郭瑀离开家乡，开始漫漫求学路，后来拜祁连山隐士.郭荷为师。
再后来，郭荷去世之后，他便留在了祁连山内继承了他的衣钵，专心致志的研究治学。十数年来，他藏于祁连大山深处，将自己一生之所学融汇贯通，写下《春秋墨说》和《孝经错纬》，希望能为后世所用。
也正是因为这两本经典的出世，使得他的声名远播。每日都有慕名而来之人，前来拜访，可那些人到了这大山之后，往往都是待了没几天，吃不了这清心寡欲之苦，又选择了离开。可是即便如此，几十年下来，郭瑀座下还是有着一心求学问道的弟子千余人。
与此同时，在凉州境内，有一著名僧人，名叫“乐[yue]僔[zun]和尚”与郭瑀十分交好，二人时常在一起坐而论道。
郭瑀虽是当世大儒，但是他对佛法一学并不排斥。这十数年来，在讲学闲暇之时，他更会率领一众弟子在祁连山的岩壁之上，开凿石窟雕刻佛像，以作讲学之处所。
数十年下来，岩壁之上被郭瑀率领弟子们，在岩壁上开凿出来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石窟，甚为壮丽，曾有诗赞日，“古刹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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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上方，云梯石磴步回长。金身宝相莲开座，玉梵清音月近床。”
郭瑀所在之地，传闻有一天马经过此地，在岩壁之上留下了一个马蹄印，因此郭瑀先生将自己所开凿的石窟，戏称为“马蹄窟”。
也正是因为郭瑀率领弟子开凿石窟的壮举，乐僔和尚对其十分敬仰，所以才会不避艰险多次来到这大山深处，与他坐而论道。
而郭瑀对于这位佛法高深，但却不执拗的和尚也十分的欣赏。因为除了佛法之外，这位乐僔和尚还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那便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在敦煌的大山深处，开凿了一个巨大的佛像。
郭瑀在向弟子讲学之时，乐僔和尚也会常常坐在一旁，安心听教。郭瑀也常常邀请乐僔和尚，为自己的弟子们讲经说法。
也正是因为他们二人如此的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才使得二人集儒家、佛家的经学典注于一身。马蹄窟也因此成为了，继太学、国子学以及信都书院之外的，天下第四大书院，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并不能称之为书院。马蹄窟也成为了帝国境内为数不多的，声望还要大于州郡国学校馆的传学之所在。
邓艾，早在数年前刚来凉州不久，就已经听闻了这位大儒的名声。于是，不远百里，深入大山之中寻找这位临松先生，想要请其出山，为帝国效力。
可惜，无数官员前赴后继而来，都没有请得这位临松先生出山，邓艾又怎么能够功成呢？更何况当时的他，也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威郡.郡丞而已。
不过与他人有所不同的是，邓艾并没有像以往的官员们那样强行逼迫，也没有因为拒绝来一次就不来了。反而在后来，多次屈身拜访，真心求教，且只谈论经学典故，不再谈请其出山一事。
最初郭瑀也只是以为，他是一个跟往日那群人一样的普通官吏，为了自己的前途才前来请自己出山。可后来，邓艾的执著也渐渐打动了他。他虽然没有答应邓艾出山，可是态度上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引荐了乐僔和尚与邓艾认识，而且三人经常会坐在一起讲经说法。再后来，郭瑀和乐僔和尚二人知道了邓艾所创的“军屯论”，对这位年轻人也就更加的推诚相见了。他们二人虽然无心政事，但也知道这军屯论，乃是利国利民之策。
邓艾会经常带自己所搜集到的前朝，或者上古的典籍来，而郭瑀也会经常的，将自己近日的一些心得与其分享。
朝廷的兴学诏令下发以后，郭瑀更是派遣了一大批已经出山的弟子们，前往各州郡的国学校馆，担任教瑜，为邓艾助力。可以说整个凉州的河西走廊地区，有一大半都是出自郭瑀门下。他本人更是应允了，三百名求学子弟来临松山听他传学讲教。
郭瑀虽然不出山，但并不代表他对政事一窍不通。有时邓艾遇到了难解的烦心之事，也都会求惑于他，可以说邓艾这几年的改变和升迁，这位临松先生助力不小。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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