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这家伙很贼。
我说这句话的同时，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这货贼兮兮的笑容。
而在准备塑造一个人物时，状态是相当的，这个人物很阳光或者很冷酷，我的脑海当中基本上立刻就能浮现出一张“我”的面孔。
一方面，这个面孔，或者说“我”是由我的人生阅历、文化素养针对剧本的设定组成，其次，“我”依靠我控制材料，也就是我的身体完成规定情境下的行动。
这个过程中，我处处存在，而且不可或缺。
表演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都是通过各种材料进行创作，区别不过一个通过各种各样的工具、材料进行，而表演以自身为材料进行。
参照其他艺术创作，如画家用笔墨作画，尽管很多画师不需要参照实物，但是对于实物，他们往往已经了如指掌，如徐悲鸿画马、齐白石画虾，尤其是后者，也许在“形”上不能和原物媲美，但是“神”却能达到极致。
在美术创作中，形和神的关系，大致相当于是“我”和我的关系。
梵高画向日葵，他画的并非某一株特定的向日葵，而是把他心中的向日葵画了出来。
这个向日葵是掺杂了画师主观意志的向日葵，而且可以断定一点，画师在画马、虾、向日葵之前，必然仔细观察了大量的实物，闭上眼睛可以清晰地想象这类实物每一个部位各种不同的存在形式。
这点和我过去的认为的体验生活是体验特定群体的思想状态，而非寻找典型不谋而合。
以美术创作类比表演，性质也是类似，演员在整个创造过程中，无论排练还是演出，我的存在不应当消除，也不可能消除的，但绝非仅仅使用自身的身体作为创造人物的材料，更非仅仅以自身的思想、喜好、志趣去替代人物进行行动，而是努力地去靠近“我”，去理解“我”，把“我”当成最最亲密的人，如妻子、孩子。
两者间的辩证关系确定后，那么紧接着，就涉及到具体的方法论，所有不提供方法论的理念，都是假大空，都是耍流氓。
仍以美术创作为例，唐人符载写过一篇《江陵陆侍御宅宴集观张员外画松石图》，是描写画家张璪作画的情景，他感到张璪画松树、石头时，是“物在灵府，不在耳目”的，所以能“得于心，应于手”，笔墨之中没有半点犹疑，所以才能画的“松鳞皴，石巉岩，水湛湛，云窈眇”，不难看出，松、石、水、云的动态，都是在画家心中的。
画松石尚且如此，何况画人，更何况去演一个活生生的人呢？！
还是以“团长这家伙很贼”为例，当我说出这句话，脑海中浮现的出他的笑容，仅仅如此吗？
这涉及到生活中一个不太被关注的关键点，我脑海中浮现了团长贼兮兮的笑容时，实质上，我已经感觉他那一刻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