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随着儒家丧失了科举的唯一性之后，法家自然也就慢慢的兴起了，再加上宋朝的皇室也是十分支持法家的，因为跟儒家相比，法家要更加重视君主集权这一点，在法家看来，天下所有的权利最好全部归于皇帝来控制，然后由皇帝来治理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像是机器人一样，各自安守自己的岗位，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够得到昌盛了，这对于赵昕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学说呢。
而儒家则虽然也鼓吹君主集权，但儒家所谓的集权，是把地方的权利集中于中央，然后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是他们的集权方法，与法家是有着根本不同的，法家认为权利要全部归于皇帝，而儒家则认为皇帝最为只做一个吉祥物就好了，让臣子来管理国家，才是最好的制度，这一点从明朝的内阁制便能看出一二，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嘉靖皇帝，还是正德皇帝，都是好几十年不上朝的，但朝廷却并不会因为皇帝不上朝而出现任何的动乱，就是因为内阁制度，把整个国家的权利，代理给了官员，从而让国家得以正常运转，这便是儒家的根本。
法家则不同，他们提倡所有权利都归于君主，但君主不好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啊，所以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法规，以此来规定整个国家的运行，从而达到大治，儒家则是依靠人来治理这个国家，总而言之，可以粗线的分成是一个依靠规则来治理国家，而另一个则依靠人类治理，一个是法治，一个是人治。
这两者其实没有谁好谁坏之说，法治固然更加有规则，对于百姓来说也更加有利，但却有其时效性，就比如说在互联网发明出来之后，很多人利用互联网的技术进行诈骗，而那时法律还没有规定互联网诈骗应该怎么惩罚，这就是法律的性质，他是具有滞后性的，而人治虽然不如法律靠谱，但却可以在很多问题上，立刻根据当时的情况，由官员自由心证来解决。
这就有点像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之间的区别一样，大陆法系讲究任何一项罪名都要由法律来惩罚，而英美法系则是并没有什么成文法典，组成法律的是从古至今一个个的判例，等到宣判的时候，法官只拥有对罪人的审判权，而犯人到底有没有罪，则交由陪审团来鉴别，这种方式就比较接近儒家的思想了。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美国最高联邦法院的总部会把孔子的像雕刻在法院的大门口，因为他们的理念其实跟儒家非常的相像，更加接近于约定俗成，而不是任何的法律明文规定，而这一点在政治上更是如此。
政治始终不是一个有规则的地方，因为政治他本来就不具备任何的规则性，面对权利，想要维护规则，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在政治这个圈子里，儒家显然更有生命力一些，但是赵昕面对这两种学说，当然是更加接受法家的思想了，毕竟谁不想要更大的权利呢，虽然这个权利最终会被法家装进笼子里，但在此之前，只要把法家给关起来不就行了，这就是皇帝的想法，政治从来没有什么你答应我了，我就一定得兑现的说法，尔虞我诈才是其中的精髓。
在此之后，才是道家思想的存在，这种思想原本信仰的人是非常少的，毕竟无为而治，在农业社会或许可以，但是在工业时代，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试看欧洲各国，那一个国家的集权都是由工业时代开始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工业时代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在农业时代，劳动力广泛存在于农村，依附于地主生活，而工业化则要把大量的人口带入城市，依靠工厂和薪水生活。
而在工业化的面前，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对于城市管理的复杂程度，都让道家思想变得那么不堪一击，毕竟面对这么一个大的城市，搞无为而治，只会让城市陷入混乱，除此之外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但随着新大陆的选举制度诞生，道家思想则又一次回到了政治界的人士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