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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需要国家去进行整合,可以说这是自下而上的推动力,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自上而下的进行改革较为多一些,即便是农民起义,推翻了一个王朝,但完成自身改革的时候,也是自上而下来得多,但无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推动整个国家一体化,取消关税壁垒,从而让全国的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都可以有效的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关税的问题,在宋朝的土地上,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欧洲因为封建制度的原因,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严重一些,徐清之所以如此迫切的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强盗,匪患的解决才是重中之重。

中国一直到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全国上下都到处是强盗和歹徒,他们往往占据着交通要道,沿途打劫路人,商人,甚至是军队,他们都敢直接上去打劫,有的是敲诈勒索,还有的则是直接开战,然后抢夺物资,这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而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宋朝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徐清必须要着手处理他们。

而在这些强盗之中,土司们手中的部队无疑是十分需要注意的一支,因为相比起汉人的逐渐富裕,这些没有什么知识水平,又不愿意与外界接触的土司部族们,往往就会更加热衷与通过抢劫来完成自身的富裕,因此将他们纳入进宋朝的文化体系和制度体系中,从而让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工作来赚钱,而不是通过抢劫来赚钱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徐清改土归流最主要的目的。

将这些生活贫困的部落民们从残暴统治的土司们手中解放出来,然后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如此一来,这些匪患自然就从这些地方慢慢开始消失,而剩下的一些,则最多是一些小团体了,针对这些小团体,就是严打,这也是前几年就开始的扫黑除恶会严厉执行的原因。

总体来言,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以保证经济繁荣发展而做出的决定,当然,这其中也有生命安全的考虑,不然任何一个人想要出去旅游,都要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歹徒抓住,然后敲诈勒索,甚至连性命都丢掉,那对于全国人口的流通,自然不是一件好事。

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流通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农业社会,农民最重要,生产粮食最重要,所以农业国家,往往需要把人民禁锢在一片地方,让他不要出来,就在那里种地,从而收获粮食,所以对于农业国家来说,人民的移动是很少的,在古代的中国,大概只有知识分子,商人和军人可以自由的移动,而其他人大多数都只是在自己生活的乡村移动,甚至连周围的城市都没有去过,便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毕竟作为农业国家,土地是唯一的生产工具,因此就必须要把人绑在土地上面,以此来为王朝提供足够的资产,而到了工业社会则完全不同,工厂往往会建在一些交通枢纽上,因此工厂必然是密集分布在一个地方的。

因为工厂往往讲究时效性,若是能靠近交通枢纽,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就能立刻通过这些交通节点,卖到全世界各地去,还有就是原产地附近,这些都容易聚集大量的企业和工厂,而这些大工厂就需要大量的工人进入其中来创造出财富,因此人口流动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如果人们还是依旧依附在土地上,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土地,来到城市里,那么整个社会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

因此将人们送到城市里,就是朝廷需要做的事情,而土司制度和匪患,则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许多内地的百姓不愿意来到沿海地区来打工,他们怕在路上就被那些可怕的组织和匪徒所打劫,以导致自己辛苦赚取一年的费用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而这对于工业化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对于解决地区性的贫富差距也很不利,工业化需要大量的人口聚集,如今宋朝五个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城市,几乎全部都汇聚在沿海地区,而在内地,大量的城市人口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之间徘徊,而他们周围的农村和小城市,则汇聚了上千万的人口,这显然是工业社会所不喜欢的。

而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大城市,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便是通往大城市的道路上,有许多匪患,这些盗匪盘踞山林,通过勒索来获得收入,要想让这些小城市和乡村的人口往大城市移动,就需要解决掉这些威胁,而土司制度改革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步。

相比起其他的匪患,土司手底下的部队要更加精锐,同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组织,十分严密,而土司自己也有着官府的封号和头衔,因此他们的存在往往更加名正言顺,在当地的势力极大,往往便是当地的衙门都不敢跨区去管他们,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朝廷必须着手的,这些人手上的人,都是受过军事化训练的,虽然与正规部队不能相比,但若是当了匪徒,那战斗力绝对是比一般人厉害的多,同时他们在城市里也有自己的人,因此那些大商队的移动,某一个村子人口的移动,他们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便可以在这些人既定的路线上,伏击,从而获得整个商队或者是一个村子辛苦一年得到的钱财,这些都让周围的人不敢继续前往城市,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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