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妮儿行李不多,除了每个季节的换洗衣服，还有一个她从孤儿院出来时“院长妈妈”给她的红色小布包，说是捡到她时,她就是用这块红布包裹。
红布上还有血迹，因为年代久远,早变成黑褐色的污渍，杨妮儿疑心那是她自己的胎血,所以不曾洗过那块红布。
红布上用黑色的丝线在角落里潦草绣了几行字,估计是时间匆忙，只隐隐约约能辨认出是生辰八字以及“杨妮儿”三个字。
杨妮儿时常对着那块红布发呆，想象是何人在上面用针牵引着丝线绣下这些字，她希望是自己的母亲，常常想象母亲流着泪，万般不舍,却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舍弃她。
她小时候看过唯一的一部电影，就是台湾的“妈妈再爱我一次”,那时她已经快要被赶出孤儿院，她自己还完全不知道,那年的春天很长，西宁市政府组织中小学生观看电影,她随着班级同学一块儿进去，很快便哭晕在座位上。
在那之后，她学会替自己的亲生父母编造各种理由，她甚至幻想过，自己的父亲是一代富贾，因为父母之命，不得不抛弃她的母亲,她母亲在一个暴雨之夜生下她，匆匆绣上她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只来得及将她放在孤儿院的门口，之后便消失在那场夜雨里。
杨宝莲把西边那个小屋给了杨妮儿住，房间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只床头柜，一个木头衣柜。
好在杨妮儿行李不多，衣服塞进衣柜，证件和那块红布放入一只铁皮盒里，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西边屋的窗户有些西晒，夏天的午后，阳光将一室染得金黄，杨妮儿坐在床上汗流浃背，却连一只电风扇都舍不得买，杨宝莲讥笑她是“守财奴”，她只是好脾气地笑，第一回同别人说起往事。
“我从孤儿院出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五块钱，可能那次之后我脑子就有点毛病了，总是没有安全感，一点点钱都要存起来，生怕哪天一觉醒来，又回到身无分文的窘境。”
杨宝莲若有所思，“原来你是个孤儿。”
下一秒又自嘲地笑，“我虽然不是无父无母，可惜也差不多，在外这么些年，我爹妈连封信都没写过。”
两人同病相怜，关系愈发好，日日手挽着手去上班，杨宝莲渐渐从对陈拓的迷恋中脱身，金碧辉煌结识的那个香港老板对她很好，几万几万的港币汇给她，还给她买了名表和名牌包包。
杨宝莲喜气洋洋地同杨妮儿咬耳朵，说是那个香港人承诺她，明年的春天，就将她娶过门，带去香港，做富太太。
她还同她描绘香港，说是维多利亚海港多么漂亮，中环多么繁华，路上到处都是外国人，白色的皮肤，蓝色的眼睛，彬彬有礼地同她说“你好”。
杨妮儿真心实意地替杨宝莲开心，七月的夏天，酷暑难耐，办公室里的摇头电风扇发出“咯吱咯吱”的转动声，很短暂的时间里，杨妮儿的心是宁静的。
隔了没几天，周习凤破天荒带陈文殊来“拓展实业”吃午饭，那天是杨宝莲的生日，陈拓让小厨房烧了一桌子菜，还开了瓶法国红酒，杨妮儿和郑红萍也被叫去作陪，四个人坐在小厨房的包厢里，菜上到一半，周习凤抱着陈文殊，推门而入。
所有人的笑都僵在脸上，只有陈拓，仿佛无事发生，倒了杯红酒，自斟自饮，半饷才抬头，“你怎么来了？”
周习凤不知搭错哪门子的筋，把陈文殊放在地上，眼里含着泪，又冒着火，她不敢指陈拓，只敢拿手指头对着杨宝莲。
“这几个月，你说没时间陪我，我认了，你说没时间陪儿子，我也认了，可你倒是有时间，左拥右抱，坐在这儿享齐人之福。”
陈拓连眉头都没动一下，点了点包厢门，“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