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这样来到了景定元年二月，滞留于大宋荆湖南路许久的蒙古军队兀良哈台部，终于赶着沿途缴获的财货子女，在四境宋军的注目礼欢送下，慢吞吞的到达鄂州附近的青山矶，与留守的蒙古军队一起北渡，彻底离开宋境。
朝廷也终于下达了让贾似道班师回京的诏令。
关于战后的议功，阖朝上下已经酝酿了几个月。大小官员不管是否真的在抗蒙之战中出了力，也都使尽了浑身解数，想方设法要在这次利益重组中分一杯羹。身临一线、亲冒矢石的贾似道自然是最大的赢家，在蒙古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凭此次之功让宋理宗对其寄予厚望，诏还进京后位列宰辅、执掌权柄已是板上钉钉之事。
当然这事也不是没有阻力，比如左丞相兼枢密使吴潜，自诩道德名士，看不起纨绔出身、荫补出仕的贾似道，与其一向不睦，没少在朝野内外说他的坏话。他上书宋理宗，言及鄂州之战，乃是忽必烈自己引军北返以求争位，要说功劳，也应是守钓鱼城打死蒙哥汗的王坚，与贾似道何干？
他更是指使同道，在朝中散播消息，说贾似道私下与忽必烈联系，许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证据就是忽必烈引军北返之前，两军阵中多次往来使节，而贾似道手握荆湖十数万精兵却不予追击，竟目送忽必烈离境。一时批评贾似道的声浪竟在朝中甚嚣尘上。
而吴潜有同道，贾似道也不是没有同党，他们立刻对吴潜的观点发起针锋相对的反击。两军阵前，互派使节，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那蒙古军每次外出攻伐，必先遣使而告，难道是为了求和？贾似道身为当朝丞相，率孤军入援敌军锋芒所指的孤城鄂州，亲临一线指挥抵抗，史上又有几人能做到？你吴潜这么有气节，自己怎么不上前线，偏偏躲在临安城里吐酸水？
所谓追击北返的蒙古军队，更是纸上谈兵、强人所难。世人皆知蒙古铁骑悍猛，与其在野外浪战，宋军很难能讨到什么便宜，包括整个鄂州之战，一直是凭借坚城防御，已是苦苦支撑，丝毫未曾占据过上风。贸然追击野战，胜算极低且不说，怕不是正中忽必烈下怀？到时这十几万精锐主力有什么差池，东南板荡，大宋又以何为屏障？吴潜身为枢密使，却丝毫不懂兵事，只知说风凉话、扯人后腿，好不知耻。
至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更是无稽之谈。纵使当年秦桧之流，遮蔽内外、权倾朝野，若是没有高宗皇帝首肯，绍兴和议，也断不能成。更何况贾似道只是前线一统兵将帅，如何敢做这个主，又如何做的了这个主？就算贾似道敢说，蒙古军就敢信？你怕不是拿忽必烈当傻子！
双方在朝堂上你来我往的争论，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外溢效果。
大量的底层青年官员和在野文士也加入了论战，而且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几乎一边倒的支持贾似道。比如上蔡书院山长王柏，献诗歌颂他“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和靖书院山长郑之因，说贾似道纵使“殆许岁币”，也只是缓兵之计，至于划江割地不过是无稽之谈；史馆校检黄勇，身为青年文士魁首，直言“事急之际，尝约议和，也未尝不可，不能以此而掩再造之功”；就算是一向以刚正著称的掌理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状元文天祥，也评价贾似道“鄂渚之战何勇也”。
贾似道此番舍身犯险，逼退强敌，正和儒家士大夫出将入相的崇高目标，在尚且心存理想的大宋基层青年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也正是基层青年们的力挺，让他在舆论上瞬间压倒了质疑之声，使吴潜一方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不甘不愿的败下阵来。
二月十八日，贾似道令班师大军在后缓行，自领少数先导回到临安。宋理宗亲自率百官在临安城外等候迎接，“依文彦博故事，郊劳于城外”，“择日对御赐宴”，赞扬贾似道“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可谓极尽光荣、隆恩浩荡，风头一时无两。
待到贾似道入城之时，官员百姓夹道而迎，挤的数十丈宽的御街两畔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众人皆欲争相一睹再造之臣的真容，贾似道骑着骏马在街中走过，所到之处山呼赞颂，直教他心花怒放、欣喜若狂。
当日禁中便传出圣旨，加贾似道少傅、卫国公衔，参与鄂州之战的诸位大将也都各有封赏：吕文德在仍为保康军节度使、四川制置副使、总领四川财赋的基础上，此次又兼领了夔州路策应使，赐钱百万；守鄂州的高达升为荆湖北路安抚副使、知江陵府，赐钱五十万；守潭州的向士壁迁兵部侍郎；刘整升任知泸州兼潼川安抚副使；其余大小官员各有封赏，不尽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