勋戚们多得许多田地，自然乐于其成，他们甚至为了吸引更多人投献，主动把那些投献来的土地，再交还给那些投到门下的奴仆佃种，也就是依然把田地给原主人佃种，甚至他们征收的佃租还主动降到比国家征收的税赋还低一些的份额。
如此一来，勋戚们平白得了田地，还得了许多奴仆。而那些投献卖身为仆的百姓。虽然名义上当了仆人，也没了自己的田地，可他们身上的赋役却轻的多，向勋戚交更少的租。不用承担烦重的杂役。
勋戚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实际的利益，损失的只是朝廷的利益。
一般来说，投献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会有一个形式。投献者提出奉献，受献者要向朝廷奏讨，然后皇帝钦准赐予。这样。原来的庶民百姓的田地，便转变为钦赐田地。
受献者在没有任何支付的情况下，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免纳粮差。这坐收无穷之利的好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享受受赐和优免的特权。
甚至到了晚明，不仅那些宗室勋戚们享受这种受赐和优免的特权，连那些有功名的士人和官员们也享受这种特权好处。
一些穷困百姓之子，一旦科举得中，只要进了举人，就会有百姓前来投献土地，和卖身为奴，一旦中了进士，那更是不得了，许多生意不小的商人都会主动前来做奴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末之时，天下虽有十余亿亩土地，过亿百姓，然则实际上朝廷却收不到税，征不到粮，朝廷的开支最后都只压到了极少数的一部份百姓的头上，还全是些穷困百姓，终究导致了各种民乱产生，社会崩溃。
就如开封，一个产粮大区，但田地却多兼并到了以周王为首的这些势家之中。
明代徭役之重，甚至超过税粮。
但是，王府和勋贵庄田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即可在其荫蔽之下，免充国家差役。走头无路的农民，甚至中小地主，为了躲避“差役苦累”，便往往“将自己田产投进王府，将子弟投献，充当奴仆。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等级。
在等级的阶梯上，他们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
在政治身份上，他们是“官”、是“绅”，因此在户籍上称为“官籍”、“官户”、“官甲”，与无身份的庶民截然不同。明代律令严格规定，“富贵贫贱”之间绝不能“越礼犯分”；庶民不准擅自以官相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官绅们凭着尊贵的身份，煊赫的势力，“视细民为弱肉”，“受奸人之投献”。在那个时代，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
在经济地位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