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韩墨细细讲开。
“苏州府一年核定的税赋为二百八十万石，而整个大明，一年税赋也仅有三千万石。”
“苏州所占之比，几近天下十分之一。”
“然而，苏州的耕田面积，却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点一。”
“长期以来，苏州承担的税赋，比天下平均之数，高出近九倍。”
“若是与某些税赋较轻的地区相轻，相差更是十数倍。”
朱允熞沉默不语。
虽然知道苏州税赋较重，但也没有想到重到了这种程度。
但朝廷定税赋，一定有其用意，反复衡量了利弊，才做出决定。
老朱也不是任性胡来的人。
这种事情，在没有深入了解之情，最好不要轻易表态。
故而，他也就静静听着。
“本朝税制，凡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农田减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注：没官田是指因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
“苏州在元朝时，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后来反逆张士诚起兵造反，占了苏州，便将元朝的官田尽皆没收，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贵族，富贾豪商，亦受到惩罚，被抄没家产，没收田地。”
“如此一来，反逆张士诚治下，苏州的官田得以扩充，几达到近半。”
“及至本朝灭张士诚，再将其官田收归官有，又将曾效力于他的豪商地主家产田地没收，苏州田地便已有七、八成为官有。”
“而这其中，几乎又全部是税赋最重的没官田。”
“依税制，苏州焉有税赋不重之理？”
朱允熞恍然大悟。
苏州税赋最重，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上的概念。
若是寻常老百姓所有的农田，那税赋仍然和别的地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别对待，给予重税。
问题在于，经过元朝，张士诚，大明等一轮一轮的变动之后，苏州绝大部分田地，都变成了税赋最重的没官田。
苏州的整体税赋，也就变得高得离谱了。
“有人认为，大多数百姓并没有多少田地，无非是租种富户大地主的田地，给他们交租，和给朝廷交税，又能有多少区别呢？”
“这样说也不无道理。”
“可苏州的情况与别处不同。”
“外地无田的百姓，租种普通的官田，一亩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税。”
“而苏州大部分都是没官田。一亩要交一斗二升的税，比外地重太多。”
“最苦的，反而是穷苦百姓。”
朱允熞听到这里，不由得张了张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大明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百姓是不能随意去外地的。
可他们必须要生存，要租种田地。
租不到税赋较轻的官田，就只能租税赋更重的没官田，负担可想而知。
朝廷打击豪强地主，最后却变成了由无地的百姓来承担成本。
这个结果，委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但纵观历史，自古至今，大多数政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打击豪强，抑制兼并。
历朝历代都在做。
毕竟，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知道，百姓没饭吃，走投无路，是要造反的。
但收效嘛。
土地兼并这个难题，并没有一个朝代控制住了。
“田税一重，百姓们只能另谋生计。”
刘翰墨笑道：“苏州自古便是商贸中心，田地所产不足，便用商贸补之。”
“无田的贫苦农户，也可进入豪商大户做工，以补生计。”
“如此一来，苏州城不仅不会萧条，反而格外繁荣。”
朱允熞再度愣了一下。
这倒是一个意外的作用。
这算不算另类的“圈地运动”呢？
无地又承担不起重税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促进了苏州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