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及其家属不了解抑郁症，就难以获得专业治疗。与此同时，一些无效治疗却大行其道。部分心理咨询师、中小医院从事不规范的抑郁症治疗，以此敛财。
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告诉财新记者，曾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对他说：“你有什么病啊？你吃什么药啊？”一位曾在安定医院就诊但拒绝吃药、转向心理咨询的大学生，后来卧轨自杀。有些心理咨询师认为抑郁症只是心理原因，耽误了本应吃药治疗的中重度患者。
心理咨询师进入门槛低，素质良莠不齐，造成抑郁症治疗混乱。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会长赵国秋认为：“全国范围内，临床心理学系凤毛麟角，缺少有医学和心理学双重背景的人。心理咨询师刚开始没有归口单位，后来是人社部发证培训，发证门槛很低。”
在他看来，很多心理咨询方法，其效果评估和收费标准都有问题，环节没理顺。台湾有精神卫生法，对心理咨询的组织、展开都有非常细的规定；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监管法规。而大陆即将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只管医院和医生行为，其他涉及不多。
如今，中国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在专科医院就诊。还有一些患者流往并无抑郁症治疗资质的中小医院。财新记者见到一些守候在安定医院的医托，宣称自己的医院能根治抑郁症。“我们的患者常常被那些人拉到他们那儿，花了1万多元没治好，又回来继续治疗，病情因此被延误。完全没人监管这种医院。”王刚说。
在多位专科医生看来，抑郁症患者到专科医院就诊，是康复之路的开端。前述那位罹患双相情感障碍20余年的女性患者，今年确诊后，在安定医院治疗仅三个月，病情便稳定下来。只是因患病时间太长，她需终身服用心境稳定剂维持治疗。
即便如此，她仍然觉得值得：“在绝望的时候，永远想象不到病好了会是这样。”在她内心深处，那块抑郁阴云终于散去，它曾隔绝她同这个世界的联系。如今，她的生命回归常态，昔日那绵延不尽的绝望，被买菜、唱歌、散步、交谈等日常生活所取代。
“我从地狱回到了人间。”她说。
这句话，也是许许多多抑郁症康复者的心语。
下篇：地狱归来之路
2012年9月8日，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大六院）多功能厅。
这一天，是北大六院抑郁症自助团体成立五周年纪念日。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坐满了约20个患者和家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痛苦各异，但都源于抑郁症。
这个组织的创办者之一、患病20多年的武利国，布置会场时，在墙壁上贴上自己写的五个字——“心灵的故乡”。
好几个参加活动的患者说，这五个字说出了他们内心的感受。
心灵的故乡
不要对病人进行道德指责，或者用社会标准去要求他们。来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对患者伤害更大。
“自助团体的作用就是帮助别人和接受帮助。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能得到快乐，有助于康复。”这个团体的组织者之一、北大六院主任医师王希林对财新记者说，“实践证明，这样的康复形式确实很有效。”
2007年，在医院住院的一些抑郁症患者对王希林说，希望病友们出院后仍能保持联系。疾病的共性使患者彼此间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和鼓励。于是，王希林向院方申请了一个房间，作为活动场地。患者和家属每月举办活动，互相交流治疗和康复的经验，有时还组织唱歌、逛公园等娱乐活动。
她还对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到，疾病使患者的主观感受发生了变化，使患者消极、倦怠、悲观或容易烦躁，这些都是能够通过治疗纠正的。而家属的接纳和理解，对于病人的康复非常重要。
北大六院院长助理姚贵忠也说，家属单独和医生交流，非常必要。家属对抑郁症多了解一些，对患者的照顾就更周到一些。
患者李香（化名）对此有切身体会。她是双相抑郁障碍患者，既有抑郁，又有躁狂。抑郁的时候，消极，悲观，不愿意干任何事，甚至一夏天都没洗澡。“你整个人都馊了。”丈夫这样抱怨。躁狂的时候，动辄发脾气。丈夫说她没修养，性格有问题。
“不过，我知道，我是病了。”李香说，“没有经历过抑郁症的家里人，是无法理解的。”
王希林说，不要对病人进行道德指责，或者用社会标准去要求他们。来自家庭的不理解往往对患者伤害更大。患者对外人的不理解和偏见相对容易承受，但难以面对家人的误解和失望。有一个自杀未遂的患者述说，就因为家庭导致了她的绝望。
患者梁向阳的故事，就属于此类。
2006年，她被诊断出患有抑郁症，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可是丈夫认为，这是她思想和意志力有问题，住院服药不管用。最后，还是她父亲出面，她终于得以住院，病情得到了控制。
后来，康复过程中，丈夫仍然不愿意承认她有病。当她陷于悲观消极时，他就会说：“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冷漠让她逃避家庭。最绝望时，她伸手摸家里的电源，想一死了之。